人们常将西班牙流感称作“所有大流行之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数据，在1918到1920年两年间，西班牙流感造成全球4000万至5000万人死亡。而许多科学家与历史学家认为，当时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约18亿人）曾感染这个病毒。
疫情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尾声，而它造成的人员损失超过一战。
1918年的医学和科学与现在应对疾病的水平相比十分有限。
那时的医生们知道西班牙流感背后有微生物在作祟，也了解这种疾病可以在人际传播，但他们仍然认为，导致疾病的根源是细菌，而非病毒。
同样有限的还有治疗手段。全球首支抗生素直到1928年才被人类发现，第一支流感疫苗在20世纪40年代才被投入公共使用。
尤其重要的是，当时全民卫生保健系统尚未建立，哪怕是在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公共卫生保健仍是奢侈品。
“在工业化国家，大多数医生要么自己独立门户，要么受慈善团体或宗教机构资金支持，而许多人完全无法接触到医生，”科学作家劳拉·斯宾尼（Laura Spinney）表示。她同样也是《死亡骑士：1918年西班牙流感及其对世界的改变》一书的作者。
在之前，1889至1890年期间的流感导致全球超过100万人去世。但更加糟糕的是，西班牙流感以一种与此前流行病疫情截然不同的形式袭击了全人类。
死亡病例的年龄大多在20至40岁之间，男性受影响尤其严重。许多人认为这场流行病发源于“一战”西方战线拥挤的军营，伴随军队在战争结束后回家开始蔓延，这或许也是男性与年轻人受影响严重的原因。
这场疾病给经济实力更弱的国家带来的打击也更大。
哈佛大学学者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在2020年主导的一项研究估测称，西班牙流感当时在美国造成0.5%的人口死亡（约55万人），在印度则给其5.2%的人口造成影响（近1700万人死亡）。
随之带来的经济影响也十分巨大。巴罗和他的团队估计那场大流行使得所有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减少6%。
“一战和西班牙流感造成的伤亡给全世界带来了经济灾难，”《1918大流行》一书的作者凯瑟琳·阿诺德（Catharine Arnold）称。
阿诺德的祖父母也因流感丧生于英国。他说，“在许多国家，当时已经没有年轻男性继续经营家庭生意，管理农场，接受职业和贸易培训，结婚抚养子女，没有人可以补足成千上百万人丧生带来的损失。”
“缺乏合适的男性导致了所谓‘剩女’（spare women）问题，数以百万计的女性无法找到合适的伴侣”。
西班牙流感并未像14世纪的黑死病（导致封建制度垮台）一样带来社会变化，但它撼动了许多国家的性别平衡。
德克萨斯A&M大学学者克里斯汀·布拉克布恩（Christine Blackburn）发现，在美国，那场流感和“一战”带来的劳工短缺问题为女性加入就业大军铺平了道路。
“到1920年，（女性）在全国的就业人口中占比例约21%，”布莱克本说。
同一年，美国国会批准了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赋予美国女性投票权。
“有证据显示，1918流感给许多国家的女性权益带来影响，”她补充称。
由于劳工短缺，当时的就业人士薪资也出现上涨。
美国政府数据显示，1915年的制造业领域单位薪资为21美分，1920年时上涨到56美分。
科学家还对西班牙流感期间出生的婴儿进行研究，发现与疫情爆发之前或之后出生的儿童相比，他们更可能出现心脏疾病等健康问题。
英国及巴西的分析表明，1918-1919年期间出生的婴儿被正式雇佣或接受大学教育的可能性更低。
一些理论称，大流行期间母亲受到的压力对胎儿发育造成了影响。
而在对1915年-1922年之间出生的美国士兵入伍数据进行的分析中还出现了另外一条线索：“1919级”的士兵比其他人矮大约1毫米。
到1918年，印度已经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度过超过一个世纪。
西班牙流感在当年5月袭击了印度，印度人受到的冲击要大于当地的英国居民。
数据显示，低种姓的印度人中，每一千人中有61.6人死于流感，而在欧洲居民中，这个数据为每千人中不到9人。
印度的民族主义者一直坚称，英国殖民者在处理那场危机时有管理过失。1919年，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出版的一期《年轻的印度》中便对英国当局火力全开。
“在这么可怕及灾难性的传染病流行面前，任何其他文明国家的政府都不会像印度政府这样不作为，”其中的一篇社论写道。
尽管“一战”给世界留下了地缘政治的噩梦，但大流行给同样也凸显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1923年，联合国前身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成立卫生组织（Health Organisation）。作为一个专门机构，卫生组织创造了新的国际传染病控制系统，由医学专业人士而非外交官负责，运作方式与当时已经存在的国际卫生局（Office International d’Hygiène Publique）相同。
世界卫生组织直到1948年才得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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